近日在读报的时候，偶然读到一个有关毛泽东的故事令人回味无穷。
　　共和国成立后，毛泽东同周恩来商量，要周恩来筹备建立国家文史研究馆，以便安排那些德高望重、生活困难的老先生们。不久文史馆就建立起来了，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校长符定一被聘为首任馆长，柳亚子、叶恭绰、章士钊一起被聘为副馆长，一批各界名宿成为首批馆员。
　　这个时候，杨开慧的朋友、柳直荀烈士的遗孀、时在长沙任教员的李淑一托人找到了毛泽东，也想到北京去当文史馆的研究员，毛泽东与李淑一、柳直荀是多年的革命战友与朋友，还曾写下过著名的词作《蝶恋花•答李淑一》，可见于公于私的关系都很好。但李淑一大概没有想到，她给当时的毛泽东出了一道难题。毛泽东在1954年3月2日就这件事情专门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：“李淑一女士，长沙柳直荀同志（烈士）的未亡人，教书为业，年长课繁，难乎为继。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，文史馆资格颇严，我荐了几人，没有录取，未便再荐。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，解决这个问题。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？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，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。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，请她表示意见。”
　　从这封给秘书的信里可以看出，毛泽东不是不想推荐，而是不好意思再推荐了，原因是他已经“数荐不纳”了。而且把自己“数荐不纳”的原因归结为“文史馆资格颇严”。从这样一件小事上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在共和国开国之初，有着多么好的健康体制和民主气氛。
　　毛泽东同志“数荐不纳”的故事，给了我们一些启示：
　　一是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、国家主席，能够让他去推荐的人，不是德高望重的名宿，就是对革命有过突出贡献、功名显赫的人。但文史馆自有文史馆录取的标准，毛泽东在“推荐了几人，没有录取”后，便“未便再荐”，并且他将“数荐不纳”的原因归纳为“文史馆资格颇严”，丝毫没有因为人家没给“面子”而心存不满之意，正说明了我们领袖的心怀宽大，与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。也正是主席这种宽大心怀与当时平等的革命风气，给了文史馆‘抗命的胆子’吧。
　　毛主席这种大公无私的心怀，值得我们深思。目前一些官员，常常以特权自居，对一些不应该下指示的地方下指示，对一些不应该出面说情的地方出面说情，若是别人不听“招呼”，就心怀不满，甚至是打击报复。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“个人主义恶性膨胀，自恃位高权重，目无党纪，独断专行，最终走上了严重违纪的道路”（中纪委评语）。为了支持儿子程慕阳的所谓“事业”，程维高亲自安排所谓的“空手道”高手卢鹰教授儿子“空手套白狼”的办法。在经济上是否支持他儿子也成为程维高提拔干部的选人标准之一。为了提拔帮助程慕阳的人，有时程维高会隔着好几级打电话找有关负责人。2003年３月李真案发，程维高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职权安排儿子程慕阳迅速离开国内，逃往加拿大躲避。程维高最终也落得身败名裂的地步。
　　二是文史馆作为一个非国家要害部门，可以说是无权无势，为何“胆敢”多次拒绝毛主席的举荐？恐怕这与当时民主平等的革命工作气氛分不开，也与文史馆工作人员的一身正气分不开。反思这些年来，我们一些领导人员与基层工作人员，就是缺少这种敢对特权说不的勇气与正气。在领导打招呼、对朋友的说情、对金钱欲望的诱惑面前，不能坚持革命正义，建国以来那种民主、平等的健康的革命工作气氛淡漠了。近几年来，屡屡出现不法份子冒称某某领导的秘书、某某领导的子女进行诈骗、索取红包，而屡屡得手的案件，正说明一些领导与工作人员，自己行不稳，心不正，缺少文史馆工作人员那种凛然正气的革命气概而甘愿受骗上当。
　　希望大家能从毛泽东同志“数荐不纳”的故事受到启发。 
　　   （作者系宁乡县国税局干部）